23日，周六，正写此稿时，一起采访的中青报记者何春中打电话过来，“孩子走了”。

我合上电脑，长久地沉默……

在锡林浩特采访时，曾去看望孩子。孩子排斥外人，我们只好在走廊里安慰她的母亲，模糊看到孩子消瘦的轮廓。

听说，22日医院让孩子出院，但赵永前夫妻不愿放弃，又带着女儿赶赴北京，但结果还是天不遂人愿。

采访时，因雪，我们没有实地走访，只是采访了十多位与他一起共事的民警和他资助过的群众。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关于他的故事，工作认真、关心部属、帮助群众……而对于他的家事，只知道他的女儿病了，他的头发白了。

一名干部的父亲患喉癌，在北京住不上院向他求助。他便求助给女儿治病时认识的医生，并启动支队救助基金帮助那名干部，而他没有要过支队一分钱，没有让官兵捐助一毛钱。一名干部成功转业，向他报喜“用转业费买了‘宝马’车，正在接送女儿上学”。他笑着祝贺，而眼眶内欲溢的泪水硬硬地被憋回去。一个男人憋回眼泪的心该有多痛！

他一直以坚强、稳重、微笑的形象示人，而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有一次回到父母身边，却嘤嘤而泣像个孩子。

男儿有泪不轻弹，而怜子如何不丈夫！

“我是一名领导干部，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更不能因私事影响部下！”采访时问，你可以帮助别人，为什么不允许别人帮助你。他这样回答。

我数次被赵永前的事迹感动而不能自已。做采编工作20多年，采访过数不清的官兵，也曾一次次被感动而泪湿眼眶，但被一名基层领导干部的事迹如此虐心还是第一次。虽说，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是责任是义务，但这一次承受的不仅是责任的重量，还有心灵的折磨——采访时，被事迹一次次虐心；回来整理素材、写稿时又被事迹一次次虐心；而将来，我知道，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想到赵永前，除了感动还有不会减弱的虐心。

两天紧张的采访时间，换来十几万字的素材。不需要遴选，或者说无须打磨、修整，每一条都是响当当的实例，每一条都闪烁着人性光辉，顺下来即可成文。但篇幅太长，只好删减。删减后，又觉得自己没有尽职尽责，心痛，千万次地问，对得起赵永前吗，对得起自己的心吗？

写稿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文外的东西，思考人活着的意义，思考病痛给人留下什么，等等，感觉自己一下子消沉了。假如赵永前的女儿没有病痛，假如赵永前不在离家1100公里外的地方工作，假如赵永前的转业报告批准了……我们还会感动吗？

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遇难。生前，在被问及为何要攀登珠峰时，他说，“因为山就在那儿。”我想，不言而喻，我们仍然会被感动，因为他的思想，他做过的事，他走过的路，都闪耀着平凡而伟大的光芒；因为他的肩上一边担着国，一边担着家，一边是责任，一边是柔情。

这样的人让我们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