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湖南湘潭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主持国家、教育部、广东省科研基金项目数十项；出版有《凤凰村的变迁》《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珠江三角洲的透视》等著述；在《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对于边境移民的研究，可以从边境城市、边民互市、边境开发区、跨境民族、跨境婚姻、跨境务工和商贸等方面出发。借助即将要做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我国边境移民探索》的契机，我对“边境移民”这一课题进行了文献梳理，在总结归纳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路径，以期拓展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

第一，文献回顾——边境城市

西南边境中，广西毗邻越南，拥有国家一、二类边境口岸12个，边民互市点26个（李世泽，2018）。云南边境有11个国家口岸，20多条出境公路，93条边贸通道。西藏则有5个国家一级口岸，其中4个向尼泊尔开放。中印段亚东口岸因为历史上战争的影响，开放过程谨慎缓慢。

国内学者对边境口岸的研究集中于历史脉络的梳理，例如讨论作为殖民主义遗留的口岸和建国之后处于境内外意识形态对峙之下的口岸。例如韦建福对中法战争之后广西龙州口岸的开放研究表明，口岸的开放标志着主权的沦丧和殖民化的开始；但客观上引进符合国际惯例的口岸通关程序，以条约贸易通道替代了之前的朝贡贸易通道，使得人员和货物流动有章可循，从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韦建福，2007）。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对国际安全的考虑，边境地区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引发国际社会的紧张，比如中尼边境1960年险些失控的“科里山口”事件（穆阿妮，2013）。改革开放以来，边境地区由于战争的结束、边界的划定而趋于交流而非对峙，边境口岸作为边境贸易重要节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口岸一般分为陆港和水港，按级别分为一级口岸、二级口岸和各类省级口岸。但口岸作为移民的重要输送管道和节点作用的系统性讨论非常少。

第二，文献回顾——边民互市

中国边境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在边境地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杨清震，2005），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崔玉斌，2007）。中国的边境互市与国家所严控的边境口岸也未存在互补关系。以中缅边界为例，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边境的边检、海关仍未完全开放，但边境贸易已逐步恢复，在那时物资匮乏使得当地政府和人民急需通过边境来解决生计问题，发展地方经济（段颖，2018）。西藏与尼泊尔、印度相衔接的口岸，虽然因为中印冲突而关闭，或过关障碍比较繁琐，但传统贸易市场一直都存在（王思兀，2016）。中国老挝边境村庄有无数被当地人所使用的小道，可供边民跨越边界参加共同的节日，进行短途贸易（朱凌飞，马巍，2016）。对云南边境地区集市的研究发现，人们在集市里接受地方社会文化传统熏染的同时，还借助集市贸易使自己的生活得到认同，与更为广大的外部世界相连接，从而走向城市（尹建东，2018）。

第三，文献回顾——边境开发区

中国鼓励和支持边境贸易的举措，主要包括简化边境贸易程序、减税、出口退税、建立边境合资企业、边境自由贸易区、边境经济开发区等方法，促进边境贸易形式逐渐向更高水平发展。（T Li，2013）。另一方面，网络、交通、信息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人、物、知识、资金的快速流通，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家的控制。这不仅让企业家或资本家得以在全世界最有利的地方设厂，并且因为他们的经济影响力往往成为左右国内及国际政治的新阶级。朱凌飞、马巍（2015）在研究连接中国、老挝的曼昆公路时，注意到老挝境内边境开发区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商港飞地”的特征，即政治上与国家相对隔离，经济上以国际商业为取向。实际上，相邻国家在边境上开辟出“飞地”，导入与当地不同的经济形式。

第四，文献回顾——跨境民族

西南边境地区民族的分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特征，这些地理空间的分布构成了移动与迁徙的起点。首先因为云南、广西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跨境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十分突出。云南2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16个民族与国外一些民族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同一民族跨界而居，广西的跨境民族主要包括壮族、彝族、苗族、京族、瑶族等等。其次，跨境民族的地理垂直分布与各自的生计方式紧密相关，在云南16个跨境民族中，就包括适宜种植水稻的河谷（傣族、壮族）、坝区（布依族）、半山区（哈尼族、佤族、景颇族）、高山区（苗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田瑶，2016）。有些跨境民族因其生计方式，本无固定边界（比如村落），例如中缅边境的傈僳族居住的村落不过是游耕和迁徙的中转站，受到国家现代化的影响，迁徙到坝区或平原地区，社会结构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巨大的变化（卢成仁，2015）。

第五，文献回顾——跨境婚姻

西南边境的跨境婚姻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学界对跨境婚姻的专题研究比较集中在中越（周建新，2008；龙耀、李娟，2007）、中缅（张雨龙，2016）、中老（尹靓，2017），中尼（王思兀，2016；周建新、杨静，2012）跨境婚姻研究上。跨境婚姻往往缺乏准确的统计，周建新（2008）指出，基层政府的估计远远低于实际婚姻的数量。尹靓（2017）对云南普洱江城县的中老跨境婚姻调查的样本显示，事实婚姻和登记婚姻的比例约为5：1。跨境婚姻的广泛存在和数量上增长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与毗邻国家的经济社会开放程度增加，跨境婚姻更是由边境地区向内陆省份扩散，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以及河南、湖南、江西等内陆地区聚集着至少11.2万越南女性婚姻移民（李娟、龙耀，2007）。

第六，文献回顾——跨境务工、商贸

随着边境地区经贸往来的拓宽加深（例如中国—东盟一体化进程），跨国务工现象，特别是越南季节性劳工进入中国的现象更加普遍,并有着深刻的经济动因。学界一般采用“推拉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在讨论越南籍劳工输出涌入中国的现象时，韦福安（2008）认为，除去中国老龄化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长这一宏观的拉动因素外，地方性的“推—拉”因素包括：一是境外边境省份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边民生活较为贫困；二是境内经济发展相对快于劳工需求的增加。例如广西崇左总人口近240万，拥有48万的中青年劳动力，其中有42万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地区就业，这一劳动力短缺正好为每年约15万的越南劳工所补充。跨境贸易人员也是跨境移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缅甸，在昆明经营的罗兴伽人积极地通过与领事馆建立联系，并通过宗教网络扩大商业网络；而在缅甸经营的华人似乎更依赖于两国都存在的社会网络来进行活动（马翀炜等，2018）。

综上所述，我们打算研究的问题包括：我国边境跨境移民流入模式和空间特征；跨境移民主体是谁、跨境动力是什么；移民模式包括哪些、移民所涉及的网络是怎么样的；跨境移民依赖的空间形态有哪些，他们是如何被毗邻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政策所形塑的，移民利用这些空间元素将形成何种空间模式。

与以往相比，我们的研究体现了三点创新：第一，空间视角下对跨境移民活动的整体性探索。整体性既体现在对于某一地点的多个空间要素的分析和综合，也体现在对于某一特定人群跨越多个地点活动的整体性把握，目的在于对边境的“空间—人”关系的把握，既符合微观行为者的真实逻辑，体现人文关怀，又有宏观上鸟瞰的视角。第二，以往的研究多为一个地点的案例研究，我们想通过科学选择地点（西南的云南、广西和东北与俄罗斯交界的区域）进行研究，并通过科学的比较分析，探讨一般性规律。第三，注重跨境人员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中介网络在跨境移民中的作用，试图在流变中更好地把握行为者的社会性和空间社会性，科学、合理地构建边境与移民的知识体系。

我们的研究思路是：第一，跨境移民所跨之“境”，绝非简单的国家边界，而是由边境城市、口岸、村镇、道路、开发区所共同构成的实实在在的空间。从历史到当下，这些空间元素都受到毗邻国家历史、政治、政策、资本的影响。对这些空间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政策的变迁和找寻当下跨境移民的起点;而对于移民如何利用不同空间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移民的能动性和跨境移动的空间发展趋势。第二，跨境移民之“移民”,也非单一的民族，而是具有不同生计方式、历史、文化习俗、处于不同经济地位、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群。他们跨境的目的主要集中在贸易、婚姻和劳动。然而，他们的身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以是族源上的模糊性，也受到不同国家政策的影响，更有可能是某类行动者的策略或曰“灵活身份”，与跨界机制相关。

链接：国际移民研究中心

2016年12月，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共建成立了国际移民研究中心，目前中心已成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备案中心。中心的定位是促进移民研究和国内外交流，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服务，在深化移民管理改革方面发挥智库作用；培养和培训国际移民研究方面的专业化、职业化高端人才。中心聚焦三个研究方向：国际移民组织研究，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广东移民治理研究。为促进学术交流和政策咨询，中心每年举办一次国际移民研究高峰论坛，并主持出版《欧洲移民蓝皮书》《国际移民研究》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