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人员交流往来密切。一直以来，中国内地公民赴日人数长年位居赴日外国人总数的第二位（仅次于韩国），并保持较快增长。2018年，中国内地公民往来日本人数达到了历年最多的13810545人次，占往来日本外国人总数的23.04%。究其原因，既有2015年以来日本深入实施第五次出入国管理方针改革相关政策的推动，也有中日两国关系回暖的因素影响。现从移民和出入境管理领域视角出发，以日方入国管理机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对近年来中国内地公民往来日本的主要趋势和2018年的突出特点，以及违反日本出入境管理法律相关情况做简要分析。

一、中国内地公民往来日本有关情况

（一）历年有关情况。据日方统计数据，自1985年起，中国内地公民赴日人数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在赴日外国人总数中的占比仅次于韩国，至2010年已达1661222人次，占赴日外国人总数的17.59%。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内地公民赴日人数锐减近33万人次，减少至1332700人次，次年（2012年）有所反弹并增加至1626265人次，基本恢复到地震前水平。至2013年，钓鱼岛事件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中日关系趋冷，当年中国内地公民赴日人数小幅下降（1626265人次）。此后，日本政府大力实施“观光立国”战略并推进“地方创生”计划（即重振地方经济），不断放宽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赴日签证发放政策，以进一步吸引和促进外国人赴日往来。

从2014年开始，中国内地公民赴日人数每年增幅和增速陡然变大。2014年突破250万人次、同比增长58.08%，至2018年达到6931041人次，为史上最多，在赴日外国人总数中的占比也增长至23.04%。近5年来，中国内地公民入境日本人数增加了5326420人次，增长了近3.32倍，年平均增速达27.12%。相应的，以“三非问题”为代表的违反日本《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以下均简称“入管法”）相关案件以及被强制遣返、拒绝入境人数均有所增加。

（二）2018年主要特点。1.入出境人员总数达到史上最多，保持访日外国人第二大来源国。2018年，中国内地公民入境、出境日本共13810545人次（入境6931041人次、出境6879504人次）。同年，入境、出境日本的外国人总数为 59955267 人次，韩国为第一大来源国（15637285人次，占26.08%），中国内地比韩国少1826740 人次，居第二位（占23.03%）。从近5年来中国内地公民赴日人数的变化来看，除2013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保持增长趋势。从入境人数的增幅、增速来看，2015年最大（1960667人次，77.30%），其次是2018年（1169977人次，占20.31%）。

2.从入出境口岸看，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最多的是东京都（含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5934250人次（含入境和出境，下同）、占中国内地公民入出境日本总数的42.97%；其次是大阪府（关西机场）4556508人次，占32.99%；爱知县名古屋市（中部机场）1186514人次，占8.59%；北海道札幌市（新千岁机场）581963人次，占4.21%；冲绳县那霸市（那霸机场）509492人次，占3.69%；福冈县福冈市（福冈机场）417608人次，占3.02%；其他均为10万以下，合计624210人次，占4.52%。

3.从停留资格看，八成多为短期停留，永久（长期）居留、留学、技术人文和国际业务交流等人数也比较多。最多的是“短期停留”11650131人次，占中国内地公民入出境日本总数的84.36%；其次是“永久居留”714933人次，占5.18%；“留学”431401人次，占3.12%；“技术人文和国际业务交流”321104人次，占2.33%；“投靠亲属”175061人次，占1.27%。其他较多的还有，“日本人配偶”93301人次，占0.68%；“技能实习”89253人次，占0.65%；“经营管理”71516人次，占0.52%；“长期居留”61071人次，占0.44%；“永久居留者配偶”39094人次，占0.28%；“高层次专家”38436人次，占0.28%。

二、中国内地公民违反日本入管法有关情况

（一）总体情况。2018年，日本入国管理机构共查处涉嫌违反日本入管法的在日中国内地公民共4185人，占同类外国人总数（16269人）的25.72%，比2017年增加284人、增长7.28%。近5年来，中国内地公民违反入管法人数维持在4000人左右，2017年之前一直位居第一位，2018年首次被越南（4395人，占27%）超过。违反入管法的事由主要有：非法入境、非法登陆、资格外活动、非法滞留、刑事处罚以及其他等。

（二）2018年主要特点。1.非法入境人数持续下降，但乘轮船非法入境的占同类外国人总数的六成。2018年，中国内地公民涉嫌非法入境日本共99人，占同类外国人总数的24.2%，仅次于菲律宾籍（128人，占31.30%），近5年来持续减少（2013年359人）。其中，乘飞机非法入境52人（同类外国人共332人，占15.67%），近5年来持续减少（2013年153人）；乘轮船非法入境47人（同类外国人共77人，占61.03%），近5年来持续减少（2013年206人），但在同类外国人中的占比仍维持在六成左右。

2.非法就业人数保持在3000人左右，其中男性超过六成。2018年，中国内地公民涉嫌在日非法就业共3122人（同类外国人共10086人，占30.85%），其中男性2170人，占69.73%；女性942人，占30.27%。近5年来，每年被查处的中国内地公民在日非法就业人数均保持在3000人左右，是在日非法就业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

从工作地点看，最多的是东京都及周边地区2366人，占76.03%；其次在中部地区（爱知县）258人，占8.29%；关西地区116人，占3.73%。从工作内容看，男性较多从事的是建筑、农业和制造业；女性则是农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

3.非法滞留人数超过1万人、仅次于韩国，近两年增速变快。截至2018年底，中国内地公民在日非法滞留人数为10119人（该数字为日本入国管理机构根据系统统计得出的实时数字，非2018年查获数据），比2017年底统计数字（9390人）增加729人、同比增长7.76%，占同类外国人总数（74167人）的13.64%，仅次于韩国（13265人，占17.89%）。其中，男性6331人（占62.57%），同比增加516人、增长8.87%；女性3788人（占37.43%），同比增加213人、增长5.96%。

从近十多年来的变化趋势看，中国内地公民在日非法滞留人数一直比较多，占在日非法滞留外国人总数的15%左右、仅次于韩国。2005年底达31074人，占非法滞留外国人总数（193745人）的16.04%。此后，日本连续多年大力整治“三非问题”，遣返了一大批非法滞留外国人。至2012年，中国内地公民在日非法滞留人数减少至7730人，占非法滞留外国人总数（62009人）的比例也减少至12.47%，为近年来最少。从2013年起，中国内地公民在日非法滞留人数开始反弹，直至2016年底每年均保持在8000人左右。2017年底为9390人，比上年增加544人，增长6.15%，2018年增速为7.76%，近两年增速变快。

4.被强制遣返人数维持在4000人左右，其中男性超过七成。2018年，在日中国内地公民共被日本入国管理机构强制遣返 2152人，占日方强制遣返外国人总数（9369人）的22.97%，仅次于越南。与2017年相比，增加198人，增长10.13%。其中，男性1606人，占74.63%；女性546人，占25.37%。（注：违反日本入管法的外国人均会被遣返，而对情节简单且主动自首的非法滞留外国人，可适用所谓的出国命令制度，即发放出国命令书后可自行离境，不准入境年限为1年；其他的为强制遣返，不准入境年限为5至10年，类似于我国的驱逐出境。）

5.被拒绝入境人数（2092人）大幅增长，占比跃居第一位。2018年，赴日中国内地公民共被日本入国管理机构拒绝入境2092人，占日方拒绝入境外国人总数（9179人）的22.79%，占比首次跃居第一位。从近5年来的数据看，2016年以前一直在500人以下；2017年突然大幅增加（增加了771人），增加至1213人，同比增长1.74倍；2018年增加789人，同比增长72.46%。究其原因，可能是自2017年5月开始，日本外务省放宽中国人赴日签证发放条件，导致一些赴日中国内地公民在入境审查时被日本入国管理机构拒绝入境。

三、相关启示及建议

通过查找、汇总和分析2018年中国内地公民往来日本有关情况，除了得出上述浅显的结论外，还可以感受到日方入国管理机构处理相关工作数据有三个简要特点：一是数据统计层面比较细致、全面，从相关数据来看，日方的统计项目涵盖了入出境口岸、国籍、男女、年龄、停留地、停留资格、交通方式等入出境基本信息，这方面与我边检机关使用的公安业务统计表并无明显差异。同时，日方还对涉嫌违反入管法的数据进行了详细统计，除了入出境信息外，还有违法事由、查获地、原停留资格等。二是数据分析层面比较深入、连贯，日方每年均会对各类项目数据的变化情况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一般会按口岸、国籍、停留地、停留资格、违法情形等进行两个或多维度的数据分析。既有对同一分类中各个对象数据及占比的横向比较，也有对某一对象历年（至少3年）的变化趋势研究等。三是工作机制层面比较稳定、实效。就目前已知的，日方每月会按口岸、国籍、停留资格、是否首次入境等类别，分类统计一次入出境人数；每年会汇总分析一次入出境人数、在日停留人数、非法滞留人数、拒绝入境人数以及违反入管法等情况。对于分析结果，不仅入国管理机构内部会进行研判并采取针对性的工作措施，同时还会推送其他政府机构。从政策变动及工作效果看，日方入国管理机构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工作机制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当前，我国移民和出入境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各项工作创新方兴未艾。要想切实有效地发挥新机构作用，体现我国制度优越性，离不开务实、管用的移民管理政策措施作为支撑，离不开基础性的数据分析进行支持。这就需要我们全方位、多渠道地掌握各类出入境情况，不仅包括外国人来往我国有关情况，比如目前的“三非问题”、高层次人才引进等。同时还包括我国公民往来外国的有关情况，比如外国对我公民的移民管理政策走向，特别是对我公民拒绝入境、强制遣返等情况，如不掌握，则会影响对等政策措施的制定；再比如，2018年我内地公民持日本发放的“高层次专家”许可往来日本的人数达38436人次，涉及我国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动向也非常值得关注。